随着“文革”的深入，李文化也必须回北影厂参加运动。为稳妥起见，他在一个夜晚悄悄来到老友、著名摄影师钱江家打听消息。到现在，李文化还记得：“他一边招呼我进屋，一边用疑惑的眼神瞄着我。那段混乱的日子，每个人都本能地对身边的一切风吹草动，哪怕至亲好友都充满警觉。”（第156页）对此，他有切身感受。他岳母本是贫农的女儿，嫁给了一个地主，但丈夫后来又将她抛弃另娶，去了台湾。这些，李文化的妻子在与一位邻居闲聊时曾感叹过母亲的不幸，没想到却被告发，引来抄家。“至亲好友都充满警觉”确是那个年代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写照，完全不是现在某些人所说的“纯真温暖”。互相揭发、批判，成为常态。因此，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 “他人就是你的地狱”这句名言才能引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那样强烈的共鸣。

　　北影厂的“革命群众”成立了3个“革命造反”组织，三派都知道对他的器重，都拉他参加，在钱江的影响下，他参加了“主义公社”派。三派彼此武斗逐步升级，都各找靠山，有一派通过关系拉上了当时的 “中央文革”小组副组长，威风大长。李文化所在这派于是要他去找，但他很清楚自己就是个“摄影师”，并未妄自尊大，婉拒此要求。

　　北影与新影是重要的文化单位，负有宣传重任，所以在最混乱的时刻，“毛主席的警卫部队8341军宣队派驻北影厂”，“‘文革’期间，8341就如同毛主席派去的‘钦差大臣’，非常有威慑力。”实行事实上的军管后，各派组织停止活动。军宣队负责人狄福才是8341部队副政委，据说是亲点：“就派这个有福有才的去！”军宣队进驻北影厂不久，狄福才有天神秘地对他说，要他准备摄影器材，“多拿些胶片，下午随我去拍电影。”李问他去哪儿？拍什么？狄回答说：“这你不要问，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。”李文化又高兴又迷惑，高兴的是又可以拍片子了，不解的是不知道拍什么还不许问。

　　当天下午，摄影机、胶片等装上车后，狄福才来到车旁，对李文化小声交代：“告诉你啊，今天的任务是到中南海拍斗、王光美。这可是重要任务，不能漏掉材料。”李文化深知此事责任重大，建议说这是新闻纪录片厂的任务，应该派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去拍，他们有经验，自己多年不拍新闻片，怕拍不好，漏材料。当时新闻纪录片厂也是8341部队“支左”，也由狄福才领导。狄福才对他说：“新闻纪录片厂已经派了两个组去了，一组拍斗，一组拍斗陶铸。别啰唆了，上车吧！”（第159－160页）

　　他回忆“斗争会”的过程无需在此详述，但却说明，这一切都是在最高层的组织、控制、部署下进行的。

　　拍完对国家主席的“批斗会”不久后的一天，狄福才又神神秘秘要他下班后别走，有任务安排。莫非又要拍片子？他仍感疑惑，但未敢再问。

　　下班后，狄福才带他来到中央文革驻地、也是常住处钓鱼台，身穿草绿色军装的再次接见他。原来，要把“样板戏”拍成电影，再次点名要李文化参加此事。

　　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，他只参加了部分摄影工作，但把舞剧 《红色娘子军》搬上银幕，他却起了重要作用，担任摄影组组长、导演、摄影师。《红色娘子军》拍完，得到首肯，在全国上映，又点名他担任京剧《海港》的摄影师兼摄制组组长。《海港》是八个“样板戏”中唯一工人题材的作品，、张春桥更加关注，一号人物方海珍的扮演者李丽芳也是亲自点将的，并且得到的夸奖。有了拍《红色娘子军》的成功经验，他对拍好《海港》更有信心。拍完后在北影厂看片时，声光色都很标准，画面明亮，色彩鲜艳，各方都很满意，热烈鼓掌。但是，样片送后，却迟迟没有回音。过了好久，狄福才突然对他说：“《海港》审查没有通过，狠狠批了你，说把李丽芳的脸拍长了，像个鬼，影调又黑又暗，灰蒙蒙的，拍得一塌糊涂。决定重拍。”原来，当时在广州，临时在珠影厂放映室审看，那个放映室“文革”中多年未用，银幕上蒙了厚厚一层灰尘未来得及擦掉。效果确实不好，一边看，一边大发脾气。

　　李文化反复要狄福才向解释，但狄则一再强调，的性格特点是恼怒时根本无人敢说话，更无人敢解释，而恼怒时做的决定事后也很难改变。最后，还是指示重新找人重拍《海港》，而他们拍的那一版一直未能公映。“从那时起，再也不理我了，也不再交给我任务，接见时也没有我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不再属于她直接管了。”他承认：“我心里有些失落，太突兀了，太冤枉了。”（第190页）

　　失之桑榆，收之东隅。李文化因拍摄《海港》招致不满，结束了样板戏电影的拍摄，他一下子几年无事可做，但终于争取到了开拍“文革”后的第一部故事片《侦察兵》的机会。而且，狄福才决定由他一人担任编剧、导演、摄影三个职务。此后，他从“摄影”变成了“导演”。

　　《侦察兵》是根据知名作家、《铁道游击队》的作者刘知侠的小说《一支神勇的侦察队》改编，但是电影拍成后在审片子时，于会泳等文化部领导坚决不让署他的名字。因为“文革”一开始，《铁道游击队》就在1966年5月成为首批被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点名批判的电影之一。那个著名的、所有人都要反复学习的、当时具有最高权威性的《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》对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严厉批判道：“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，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。游击队不依靠群众，都是神兵，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。有政委，看不到政治工作，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，像一帮农民、小资产阶级队伍。没写党的领导，不像八路军领导的，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，宣传个人英雄主义。影片插曲很不健康。”（祁晓萍编著：《香花毒草：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》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01页）电影是“大毒草”，小说自不例外，也开始受到严厉批判。刘知侠立即被“揪了出来”，关入“牛棚”，长期受到残酷迫害，当然不能在作品上署名。

　　1975年，李文化导演了宣传“文革教育路线年元月在全国公映，直接配合了当时的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全国各大报刊、电台都在头条持续宣传报道。这年初春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更加激烈。张春桥、先后向于会泳下令，要尽快推出紧密配合运动的文艺作品，迟群、谢静宜立即组织了电影剧本《反击》，于会泳、刘庆棠、浩亮等人也时时过问。剧本很快写完，决定由北影厂拍摄，由于《决裂》红极一时，北影厂决定由李文化导演。看了剧本，他并不想接受任务，他说，“当时并不是看出《反击》剧本有什么问题，只是觉得《反击》剧本像个‘话报剧’，不理想。”（第236页）但在领导一再要求下，他还是接受了任务。1976年9月中旬，《反击》杀青，准备在10月公映。然而命运仿佛在捉弄人，10月6日，“”被粉碎，还未来得及公映的《反击》成为“阴谋电影”的罪证。此后两年，李文化不断被要求写检查、交待，一直未被安排工作。

　　1979年3月22日，苦闷中的李文化下决心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写了封长信，申诉自己的冤屈。很快，的批文就到了文化部，几天后就到了北影厂，他认为《反击》的责任是属于领导的问题，李文化自己只是执行问题，不能纠缠个人不放。的批示，使李文化获得“解脱”，恢复导演工作。当年，他就拍出了把当时全国“拨乱反正”浓缩到一个基层县的电影《泪痕》，由李仁堂、谢芳主演。《泪痕》的主题歌“心中的玫瑰”更是广为传唱，歌词来自传抄，至今不知作者是谁。此片大获成功，受到观众和政府好评。在1980年举行的第三届电影“百花奖”评选中，《泪痕》获最佳故事片奖，还获年度政府颁发的 “优秀影片奖”，李仁堂当选为最佳男演员。在此片的拍摄前后，他又两次给写信，汇报情况，得到胡的表扬鼓励。对此，他深情地写道：“当时，同志是中央领导，日理万机，但是对一个普通的电影工作者有信必答，关怀文艺工作者，心系群众，让人敬仰。我再一次被同志的关怀深深感动了，这位使我得到新生并给予我关怀和前进力量的人，是我们一家人永远难忘的恩人。”“许多年后，我得知同志去世的消息，泪水瞬间从眼眶里涌出。我提着硕大的花篮，一路上强忍着悲痛，到家的小灵堂祭拜。在他的灵像前，我磕了三个头，又抑制不住地哭了！”（第268页）

　　1985年，李文化还拍过一部以中越边境军事冲突为题材的影片《绿色的网》，但是，“这个片子是在自卫反击战结束时拍的，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，该片也只能被收入仓库了。”（第327页）

　　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，他在影片的选材上有了明显变化，不再导演现实题材的影片，而是导演了许多历史题材片、武打片、枪战片，如《金镖黄天霸》、《无敌鸳鸯腿》、《索命逍遥楼》、《血泪情仇》、《混世魔王程咬金》等等。他非常坦率地说出了自己 “转向”的真实思想：如坐过山车那样大起大落的经历使他在思想上、感情上、创作上对现实题材“心有余悸，产生‘怕’字，想远离现实题材”。“我很担心，如果再拍现实题材，没有把握，一旦掌握不准，就会再犯错误，再遭受挫折”，“我在思想上、感情上、创作上，想多拍些好电影，为党的电影事业服务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。可是在实践中屡屡受挫。我的心中十分苦闷，不知该如何在电影导演的创作中去拼搏，去奉献。我反复地想这些，有时绞尽脑汁：怎样才能安安静静地、不受任何干扰地、没有风险地去导演电影呢？想来想去，我最后认为，拍历史题材的影片或武打片、枪战片最安全，最保险，最合适”，“拍这样的影片，群体之间、帮派之间、个人之间，怎么批、怎么斗、怎么打都行，甚至打得鲜血淋漓、你死我活都没有关系，都好表现，都好处理，都和现实的政治挂不上钩。而且，同样能为电影事业服务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。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（第336页）

　　从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，他在影片的选材上有了明显变化，不再导演现实题材的影片，而是导演了许多历史题材片、武打片、枪战片。